张睿璇丨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奖学金获得者留学生活分享

 

获奖者简介

    张睿璇,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专业2023届毕业生。2023年,荣获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汉译英”组二等奖,在综合面试中成绩优秀,获得了南犹他大学奖学金,于2023年8月赴南犹他大学访问交换。

我的专业背景与翻译本身

    我很荣幸地成为了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汉译英组二等奖的获得者,也因此获得了南犹他大学的交流机会。这一切都让我受宠若惊,深感自己仍是文学与翻译道路上的初学者,不足以为人师侃侃而谈,便在此浅谈我在翻译中的感想与拙见,以为分享而非授业。

    在我看来,翻译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文字——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高超的技巧,而是文字本身的力量。而文字的力量来自文学,法国作家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认为,you’re what you eat(你即你所食);在我看来,you’re what you read(你即你所读).

    文学是我生命最真挚最热忱的来源。从我十岁时第一次捧起《红楼梦》时,我便捧起了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好奇心,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这是我文学的启蒙,也是我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的开始。

    小学时,我阅读三毛,想象自己在广袤无垠的撒哈拉沙漠上躺着看星星,与牛羊骆驼为伍;中学时,我爱上了张爱玲,每天流连于老上海外滩上“荒诞,精巧,滑稽”的洋房,看着生命这席华美的袍上爬满了人性的蛆虫;大学时,我又沉迷于老舍、余华和莫言的世界,沉迷于他们笔下鲜血淋漓的中国。三毛让我爱上了远方,张爱玲让我审视起人性,老舍、余华和莫言让我解构自己所处的社会。卡夫卡说过,我们应该去读那些能刺中和伤害我们的书,如果所读的书无法带来当头一棒的惊醒,我们读它干什么呢?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内心坚冰的斧头。

 

张睿璇与好友游览美国自然风光

    我至今为止最喜欢的国外文学作品大概有六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西班牙语,译者范晔),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法语,译者柳鸣九),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捷克语,译者许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俄语,译者荣如德),乔治奥威尔的《1984》(英语,译者刘绍铭)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英语,译者主万)。这些文学作品来自世界各地,以不同的语言所著,但都因为出色的译者而焕发出了中文语境下的生命力。在我看来,一个出色的翻译一定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反之亦然。安危先生说过,翻译本身就是文学再创作的过程。张爱玲翻译过《老人与海》,杨绛翻译了《堂吉诃德》,郭沫若翻译了《浮士德》……这些文学功底深厚的作家往往能够为作品提供其本身之外的文学意蕴。我认为,翻译首先是文学,而文学首先是阅读,阅读后可以写作,写作中找寻自己的语言风格,翻译便是水到渠成。

    我是一名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平时主要关注人类学。中国的考古学体系与西方很不同,中国的考古学更像是历史学的分支,其目的在于“证经补史”;而西方的考古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其关注点是人类本身。由于我本身研究方式比较西化,因此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注度很高。

    人类学要求研究者在谈论他者之前要将自己变成他者,并在对照中进一步反观自身、理解自我,这高度契合着我在精神层面最根本的需求: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与构成我的一切。

 

张睿璇、何佳乐与亚当夫妇

考古学的意义在于“阐释”,对发掘出的遗迹、遗物、遗址如此,对于文明更是如此,这与翻译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谋而合——对物质资料的阐释与对文学语言的阐释,最终都汇于对文明的建构。陶器与青铜器的背后是文明,而文字的背后亦是文明。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通过翻译文学作品,最终试图了解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甚至一种文明本身。

当我在考古发掘一点点挖土,小心翼翼地刮出地层神秘的分界线时,就好像我在翻译时一字一句地斟酌,为某一句话寻找最恰当的表达时感受一样——就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永恒回归的劳作中寻找真理。这过程艰巨而困苦,枯燥又极乐无穷,我常常体会着狂喜与孤独的拉扯,寻找意义与怀疑意义的撕裂,这一切都终将导向尼采口中“文明的真相”。

 

张睿璇与好友参加南犹他大学

海伦·斯诺研究中心一周年庆典

    无论翻译还是考古,在我看来,“话语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视的议题。我在毕业论文中采用了性别考古学的视角,关注了与战争有关的大型墓地中女性受害者的数量与死亡方式,这在女性的存在与话语权被普遍剥夺的情况下属于很小众的题目。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经常发现翻译中女性的话语权被削减与剥夺的现象。比如电影Cleopatra,按照原名应该直译为《克里奥佩特拉》,或意译为《埃及女王》、《埃及法老》,但其中文译名却是《埃及艳后》。这个译名将处于主体地位的女法老通过翻译降格为了从属地位的王后,甚至进一步将其污名化为“艳后”,直接削弱了克里奥佩特拉的政治主体性与个人意志,增强了对其“风流韵事”关注的恶趣味。爱泼斯坦事件中的Little Saint James Island直译过来应是“小圣詹姆斯岛”,事件爆发后国外用罪恶之岛(Island of Sin)代称,而我们却将其称为“萝莉岛”,将关注点由犯罪者转向了女性受害者,在翻译中将自己的视角置于加害者的凝视位置,表达了对受害者病态的凝视与审判。翻译的核心标准是“信、达、雅”,而这种在如今社会随处可见的不信、不达、不雅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削弱女性话语权与主体地位的意图,这一点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与卡罗琳•佩雷斯的《看不见的女性》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语言是一种权力,会塑造人的思维与认知,能够沟通交流、消弭隔阂,也能筑起高墙,制造压迫。作为一个业余的翻译者,我时常警惕语言表达中话语权的争夺与压迫。翻译的过程应该是消除障碍与隔阂的过程,而非进一步制造对立与剥削的过程。我由衷地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话语权的剥削,推动文学与翻译的话语权平等。

 

张睿璇前往好友家中聚餐

    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强调“building the bridge” 的重要性。人类试图建造巴别塔,上帝便给了我们不同的语言,我们有了语言的壁垒,因此有了思想的割裂。翻译这件事本身就是建造巴别塔的过程,是沟通国家之间、语言之间、文学之间的桥梁,是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和碰撞。我们拥有了翻译,便拥有了摩西分海的力量。黑塞在《荒原狼》中说过:“人是一种试验和过渡,人只不过是自然与精神之间的一座又狭窄又危险的桥梁。”因此思想总是在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个体中传递着,它无法被创造,而是在等待着被呈现。我们都知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孔子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是言有所衷的,文字和语言的力量也来自于此。所以我们需要文学,需要表达;同时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与文化,需要聆听。因此我们需要翻译,需要架桥,需要建造巴别塔,需要听到别人的声音,也需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作为海伦斯诺翻译赛的参与者,我很荣幸能够体验这个奇妙的过程。

留学生活与中美社会

    在美国的四个月交流仿佛一场大梦,短暂又漫长。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体验了美国的教育系统,在大都会和MoMA博物馆流连忘返,也了解了美国的家庭与社会——我在犹他州和怀俄明州见到了贫穷而友善的摩门教家庭,也在纽约见到了曼哈顿上东区的“old money”;我在加州中产夫妇的别墅品尝过鸡肉可颂,也在莱曼为残疾儿童们做过中餐……英国社会学家厄里在福柯凝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游客凝视”理论,认为人们旅行、留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观察和体验他者的生活,这也是米兰昆德拉所言“生活在别处”的意义所在。作为一个考古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常常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与身份剥离,以既非东方亦非西方的视角凝视着他们,也凝视着自己。

张睿璇参观美国博物馆

    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到了许多偏见。比如一次,我和何佳乐去我们的朋友Kason的爷爷奶奶家做客。这对老夫妻真诚,慈祥又友善,作为传统的摩门教徒,他们秉持心怀善良与大爱的理念,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在我们聊天时,他的爷爷很真诚地对我说:“我拥有这么多你们中国人没有办法拥有的事物,这让我时常心怀愧疚。”我当时很诧异,想了想说:“Mr.Farmer, 您不必愧疚,因为您拥有的一切我爷爷也拥有,同时他还拥有您所没有的——半夜十二点在大街上吃烧烤的自由。”米兰昆德拉说过,最糟糕的不在于这个世界不够自由,而是在于人类已经忘记自由。我们记得我们应该拥有表达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却忘记了我们同样应该拥有安全地生活的自由。我们常常认为偏见中蕴含着最深的恶意,而这样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却与恶意无关,甚至是出于一个善良者的自省,这比恶意本身更令人无奈。

 

张睿璇在南犹他大学校园

    写到这里,我想起与斯诺夫妇一样同为记者的柴静在《看见》中的一句话:“不要沦为偏见的奴隶”。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无法得知中共的真实情况,所有的关于红军、中共的消息,受政治影响,被捏造得面目全非。斯诺只带了二十四带胶卷,几个笔记本,一架摄像机,就这样走进了红色的中国,他撇开那些被国民党捏造得体无完肤的报道,独自踏上寻找答案的旅程。我想这本书能够到现在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不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Edgar 和Helen Snow,拨开武装、交通、讯息的封锁,揭开面纱的勇气以及孜孜不倦寻求答案,追求真理的信念。

    人类学著作《叫魂》中有这样的表述——“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可以从中感受到福柯关于权力弥散性的洞察。然而,只有真正经历了文化的碰撞,我才意识到在我试图为中华文化代言时,评判美国社会的空虚与过激之处时,试图让美国人接受我所希望他们接受的文化与概念时,他们也在做相同的事。在自己曾期望的那些文化代言者的英雄形象背后,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诡诈而已。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与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抽离,以客观的立场看待自己在美国所见、所闻、所感,不再是出于某种文化代言的激情和改变的雄心,而是出于对自己与世界面临的巴别塔困境的抱慰。

 

来源:陕西省翻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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